【征文 三等奖】跟着王茂荫学“取舍”

2018年6月，中共歙县纪委想借调一位县城的教师到“歙县王茂荫研究会”工作，我有幸被选中。

当时，我正打算过了暑假去乡村支教，然后冲击“正高级教师”职称。如果同意借调，那就与职称晋升失之交臂，其在职和退休的待遇都会受到很大影响，这让我“取舍”两难。

那时，下岗的妻子还一直靠自己缴纳养老保险。当我将组织上想借调我的意图告诉她时，她心里是希望我能再拼一下职称，多拿点工资改变一下家庭拮据的局面。

“为了职称晋级，你不是发表论文，就是参加课题研究，或是角逐教学大赛，难道要让前功尽弃吗？”妻子顿了顿又望着我说道：“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是组织上的需要，你是共产党员，你自己做决断吧！”

那年7月初，当同事们纷纷开启愉快的暑假生活时，我却怀揣着县教育局的介绍信，只身前往王茂荫研究会报到上班了。

说到王茂荫研究，用“墙内开花墙外香”来形容是恰如其分的。

1858年，当巴拉第的《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》德文版出版，且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引起博览群书的马克思关注时，国内都无人知晓；1867年，当革命导师马克思的鸿篇巨著《资本论》问世，且将王茂荫的货币改革观点收入书中时，国内仍无人知晓；1930年，当陈启修翻译出《资本论》中文版，且将王茂荫译成“万卯寅”时，才引起郭沫若对这译名的考究；1932年，当王思华、侯外庐翻译出《资本论》中文版，且正确译出“王茂荫”的姓名时，郭沫若便于1936年12月25日在上海《光明》半月刊发表了《<资本论>中的王茂荫》一文，从而拉开国人研究王茂荫的序幕。随后，又有张明仁、吴晗、谭彼岸、王璜、曹天生、陈平民、王经一、翟屯建、鲍义来等人有关王茂荫研究的文章或论著相继问世。可是，歙县作为王茂荫的家乡，无论是对王茂荫生平事迹的宣传，还是对王茂荫经济、廉政、军事、人才、民本等方面内涵的挖掘都相当滞后，能称得上王茂荫研究专家的更是寥寥无几。

县纪委领导告诉我：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同意成立于2017年10月13日的“歙县王茂荫研究会”，就是要广泛开展有关王茂荫的学术交流、文艺创作、宣传教育等活动，通过推出一批展览馆、一批研究成果、一批主题产品、一批文艺作品、一批政德教育基地，打造一条茂荫大道、一条精品研学线路，建设一个国际友好城市，加快形成“墙内开花墙内香”的崭新局面。

领导的一席话，让我豁然开朗，顿时明白了自己所要从事的工作是一件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，又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大事。这也更加坚定了自己所作出的“取舍”。

有一天，我在整理资料时，看到王茂荫这样一段话：“凡人坏品行损阴骘，都只在财利上，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。”其大意是说：大凡品行不好，做伤阴德事的人，都是因为计较财利。所以，做人必须首先讲究取与舍。在王茂荫看来：命中有时，即不取非义亦有；命里无时，即取尽非义亦终归于无。

你看，面对忠孝，王茂荫毅然选择尽忠报国，让妻子、子女替他尽孝。他在《家训和遗言》中这样写道：“祖母在堂，叔辈自然孝顺。但汝等须代我尽孝，以免我罪，才算得我的儿子。叔等在上，汝辈须恭敬，一切要遵教训。孝悌二字，是人家根本，失此二字，其家断不能昌。”

你看，面对货币改革，王茂荫敢于冒着得罪户部尚书、亲王大臣、咸丰皇帝的风险，据理力争。即使遭到“严行申饬”，也依然坚持自己“先求无累于民，而后求有益于国。”的有计划地发行可兑换的钞币之主张，坚决反对发行银票、银号和铸大钱等既“亏国病民”，又造成“通货膨胀”的做法。

你看，面对勤俭与奢侈，王茂荫断然选择前者。《子怀府君行状》中这样评价他：“性清淡，寡嗜欲，京宦三十载，恒独处会馆中，自本简约，粗布粝食，处之宴如。”这段话的大意是说：王茂荫京城为官三十年，他只身赴任，没携带一亲一眷，平日只一个人寄居在歙县会馆之中。他生活清俭朴素，穿的是粗布衣裳，吃的是粗茶淡饭，却也安然自在、乐在其中。咸丰皇帝曾恩赐王茂荫“紫禁城内骑马”待遇，可他考虑到养马开支大，依旧步行上朝。

你看，面对奔竞（相当于“跑官”“要官”），王茂荫不仅果断拒绝肃顺的拉拢，而且上疏《条陈时务折》建议天子对“奔竞之风，宜杜其渐。”他还写信告诫二女婿汪宗沂（国画大师汪采白的祖父）进士，做人必须坚持“以守身为大”的原则。

你看，面对财富与德名，王茂荫坦然地告诉世人：“我以书籍传子孙，胜过良田百亩；我以德名留后人，胜过黄金万镒。”

……

难忘这次借调，虽然我失去了职称晋升的机遇，但是我的心灵得到了洗礼；难忘这次借调，虽然我牺牲了寒、暑假的休息，但是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，尤其是王茂荫的“取舍”之道，将让我受益终身。

记得借调任务完成时，歙县纪委领导给我作出如下鉴定：“该同志工作兢兢业业，认真负责……特别是在推进王茂荫主题活动开展、资料收集整理出版、政德教育基地建设、指导清华大学博士暑期社会实践等方面做出的努力，得到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的认可……”

（作者：歙县作家协会  吴小朋）